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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,1958年高校还开展了一个“向党交心”运动。我因为已经注册右派,所以无权参加这个“人民内部”的政治运动,只知道寝室里谁谁评为“左派、中中、中左、中右”。在高校校史中,对那场惊天动地的反右运动大多都语焉不详甚至一言带过,所以对于“向党交心”运动更是简略忽略不记。最近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书,叫《厦大党史资料》第三辑(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编,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),对于这个运动有较确凿的记载,故录之介绍。

这个运动开展于1958年3月,全称叫做“双反(反浪费反保守)双比(其意不详)、横扫五气(官气、暮气、阔气、骄气、娇气)、红专辩论、向党交心、拔白旗插红旗的全民整风运动”,但在实践上,在我的记忆中,主要叫做“红专辩论、向党交心、拔白旗”运动。关键就是“向党交心”。厦大记载,“向党交心”者2047人,贴出大字报近百万张,重点检查和批判者约有490余人,占了四分之一。“通过这些思想改造运动,进一步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,搞臭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,批判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方向,坚决地开展了两条道路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,为全面彻底地进行教育改革,打下了有利的思想基础。”

在反右之后,毛泽东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。交心运动、红专辩论、拔白旗插红旗要落实在拥护、贯彻教育方针上。由于有反右运动打底,再加上这个新的运动,所以谁也不敢怀疑毛氏提出的教育方针,不但不敢怀疑,而且“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党的教育方针。根据325名教师的初步分析统计,开始时基本上拥护党的方针的有40%(其中有许多人缺少深刻的认识),观望的有38%,反对的有18%;到1957年年底,拥护的上升到65%(他们在认识上深刻得多了),观望的降低到27%,反对的仅有7%”,(第88页)所以结果是可以期望的,完全可以向上报捷。

其次就是贯彻阶级路线。1957年招收的新生中,工农学生达到60.4%,全校工农学生已占46.6%。这里所谓的“工农学生”主要是指家庭出身而言。从此以后,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家庭出生的高中毕业生,无论你高考成绩多幺优秀,大多都被拒之大学门外,最极端的例子是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作为国父的孙女,“因为被指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出身,虽然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,但我却不能上大学。还发配我到上海近郊农村做苦工,白天倒马桶,晚上睡泥地,还要遭白眼,当时甚至想到自杀。”孙穗芳后来写信求助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祖母宋庆龄,终获得帮助,得以入读同济大学。其他等而下之的人,就可想而知了。

反之,红五类的子女,高考成绩近乎白卷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大学、拿文凭。例如中文系的毕业生,即使念错写错、别字连篇也一样可以登台教语文。

“向党交心”运动当然不是交“红心”,而是交“白心、黑心”,最后要落实到对每一个人据此划分政治属性。“经过整风、反右派斗争和一系列的群众性的思想批判,思想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大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,下乡、下厂,热烈投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,使师生员工的政治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从教师队伍来看,左派增加了,中间派向左靠了,左派从反右斗争的23.9%,上升为现在的39.8%,在同一时期内,中左从15.7%,上升为18·2%,中中从37.4%,下降为33.2%,中右从15.4%,降低为6.9%。”(第92页)这里讲的是教师,其实学生也是如此。原来的基数可能是党支部内定的,后一个数,可能是“交心”之后评出的。

对于那些在反右时逃之夭夭的漏网之鱼,这时就可以一个个收拾了。打右派的根据是某人在“大鸣大放”中的言论。“交心”的材料一般不用来打右派,但在许多没有完成打右派任务的单位,叫做“整风补课”,当然就不能发怜悯,恤慈悲,照打右派不误。

厦门大学的师生员工打右派171人,大约占5——10%(因为不知总数),加上中右大概在15%左右。凡定为中右者,党员开除党籍,团员开除团籍。

试举一例中右分子的遭遇。笔者在山东省华侨中学语文组有一位同事王显柄,是1960年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。他先分配到省教育学院,1961年下放到地处昌潍地区农村的华侨中学。他一去,党支部书记就召开教职工的党团员会议,向大家宣布:这位王显柄是漏网右派——中右分子,大家要搽亮眼睛,划清界限,做好监督工作。从此以后,语文组的某几位老师,就和他交朋友,请他辅导函授教材,“明是一盆火,暗是一把刀”,尽心尽力地对他察言观色,竖起耳朵听,把他在各种场合说的话,断章取义,穿凿附会,上纲上线,逐日逐月逐年的记载下来,有时间、地点、在场人,如他说“毛主席也有个人主义”,那是万恶不赦的大罪,如此等等,统名之曰反党言论。这位王弟自恃出身好,逃过反右一劫,又有点自命不凡,聪敏过人,恃才傲物,清高孤傲,所以常常好发惊世之论。

再说农村中学的教师,原来大多是解放前的留用人员和没有被关管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。经过反右,他们很不少都被清场了,只好从小学提拔,而小学中的优秀教师,大多也打了右派。这样瘸子里选将军,选拔到中学的教师,其学历和他们所教的学生几乎不相上下。除了教书参考书,他们没有读过什幺书。始终蛰居乡下,没有见过世面。王显柄有时在办公室里感时伤物,兴起发议,放言无忌,可是这些孤陋寡闻、不学无术的乡村冬烘先生听得心惊肉跳,目瞪口呆,于是马上作即时记录了。他们比史官给皇帝记“起居注”还要勤奋用功。他们对如何做左派具有天然的悟性。对于任何出离他们见闻的议论,他们都具有警犬的嗅觉。经过辛辛苦苦5年的累积,到文革开始的时候,他们就写出了数十至上百张计的大字报——每张全张光连纸,大约可写寸楷毛笔字几百千把字,洋洋洒洒地揭露“漏网右派王显柄的反党反革命言行”。这些大字报成了校园里最耀眼的风景。他们成了批斗王显柄的急先锋,居高临下,声色俱厉。于是王显柄成了本地区中小学教师中名列榜首的反党反革命分子,罪大恶极,臭名远扬。这些为揭露王显柄立功了的同事,后来都论功行赏,入了党,升了官,用同事者的政治鲜血染红了顶戴。王显柄从触及灵魂到触及肉体,被整得死去活来,九死一生,有一次被打晕,休克了半个月才苏醒过来,由于受到肉体与精神打击太大,身体受到巨大摧残,文革后不久即死去。

所谓“拔白旗”是有具体指向的,被指为走“白专道路”者。据《西南师范大学校史》记载,“全院共拔‘白旗’16面,有的教师还被从讲台上拉下来”。《武汉大学校史》记载,“直到1962年前后,被插上‘白旗’的专家才先后被甄别平反”。

红专辩论、向党交心运动,在我们山东大学最后举办过成果展览会。我记得本年级有一位同学好写诗,不时有佳作见报。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笔名:吹笛老人。这不过是文人习气,小资做派,自鸣得意,引人眼球而已,结果竟然被画成漫画展览,极尽讽刺挖苦,批得狗血淋头,叫人哭笑不得。

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“紧箍咒”,把每一个知识分子,一个不漏地,紧紧地箍了起来。知识分子划分为右派,中右,中中,中左,左派,类似于农村的地主、富农、富裕中农、中农、贫农,也是五个等级,人人都有一个“窝”,各就其位——你往哪里站?你往哪里逃?

到这时,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伟大战略部署,使知识分子成了党的驯服工具,反右运动全功告成,得胜回朝。

反右运动的这个回光返照尾巴,被普遍忽视了。 上一篇: 下一篇: